东汉隶书《孟孝琚碑》

《孟孝琚碑》 碑高1.33米、宽0.96米、厚约0.24米。碑文隶书，直式，由左向右，共15行，其中第5行只有3字，第13行无字，第14行16字，第15行10字，其余每行21字。合计残存260字。碑文两侧有龙纹和虎纹，下有龟蛇纹。 由于上段缺失，仅有“丙申”“十月癸卯”“十ー月乙卯”等字，立碑年代，因缺年号，说法不一。多数学者倾向于东汉永寿二年或三年（156、157）立，是云南省现存唯一一块汉代碑刻。

此碑置放于昭通市内原地区实验中学，后实验中学搬移望海公园后改为实验小学，后实验小学搬离现昭通大道与金鹰大道交叉口新校区后，现为新开发楼盘文渊小区内。碑于清光绪27年（1901）在昭通白泥井出土，当年移置昭通城内文庙。

此碑主要记述记述孟孝琚的生平事迹。孟氏为著名“南中大姓”之一，孟孝琚，原名孟广宗，“十二随官受韩诗，兼通孝经二卷，博览（群书）”。时边疆地区已深受汉文化影响。碑文辞典雅，形体、画像、书法都是东汉时期盛行的风格。从书法上看，碑文系方笔隶书，取势横扁，左右舒展，笔画瘦劲古朴。它的发现，不仅打破了“北方南圆”的陋说，而且可以探索“汉隶与今隶递嬗痕迹”（梁启超语）。

是碑出土以来，名满海内，题跋者多至数十家，被誉为“滇南瑰宝”、“稀世之珍”、“古汉碑第一”。1965年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06年05月25日，孟孝琚碑作为汉代文物，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。

作为“滇石之最古者”，《孟孝琚碑》对于阐明云南文化、学术的地位，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。但由于《孟孝琚碑》出土较晚，前清曾经旅居或宦游于云南的著名金石考据家，如阮元、桂馥、王昶等人，均未得见；至于罗振玉、梁启超、吴士鉴诸先生虽得见孟碑拓片，但因为已经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动荡时代，其精力与视线不能不有所转移，因而对孟碑的“考证概未精审”。尽管如此，仍有若干精彩跋语传世。本文择其有关书艺的评论恭录于下：

昭通胡国祯《记》曰：“书法苍劲，文辞雅健，浑朴古茂……得此断碣，不独为吾里光，而全滇亦可生色矣。”

昭通谢崇基《跋》曰：“其文辞古茂，字画遒劲，方之滇中古刻，远过两爨诸碑之上。虽碑首断阙，间有泐痕，年代无考，然以文字揆之，应在汉、魏之间，非两晋后物，洵可宝也。”

剑川赵藩《跋》曰：“滇中贞石，两爨碑为最古，而此碑更先之，文辞书法，皆东汉人矩度，埋土中二千余年而始出，固将星凤视之，惟惜上段阙文，无由稽考征信，然摩挲翠墨，疏古渊茂，同断为汉碑无疑也。”

善化黄膺《跋》曰：“是碑结体方整，笔意圆劲浑朴，在篆隶间……此石晚出，乃古汉碑第一，微独滇南瑰宝，亦寰宇希世之珍矣。”需要指明的是，黄鹿泉对孟碑评价之所以如此之高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把孟碑年代断为东汉初建武十二年（36）所致，比之目前公认的桓帝永寿三年（157），足足提前了一百二十一年，自然会感觉较之其余东汉名碑为贵，乃至以“汉碑第一”称之。

宜都杨守敬《跋》曰：“以碑字体定之，似《韩公铭》《尹宙》……其在桓、和之世乎？”

昭通谢文冏《跋》曰：“是碑字体方整，浑茂古劲，在篆隶间，大有关于书学。”

石屏袁嘉谷《跋》曰：其字体“简朴古茂，与五凤地节石相类，非永平褒斜石刻、中岳泰室比也。”

梁启超于1925年《跋》曰：“碑中字体，有绝类今楷者，可见书之变迁，其积以渐，其来甚久，谓其某体起于某时，创自某人，皆目论也……滇南所出两碑，《爨龙颜》全用方笔，足破北方南圆之陋。见此碑可征汉隶、今隶递嬗痕迹，皆与书学有关系。”

姚安由云龙《跋》曰：“《孟孝琚碑》为滇石之最古者……至其字体，亦于《韩公铭》《尹宙碑》为近……结体方整，浑穆淳厚，尤与《樊敏碑》逼似，其中‘君’字‘石’字几如出一手”。

贵阳余达父为《孟碑》题诗云：“最晚乃出孟璇碑，文章渊雅八分好……舍此一片昆山玉，公之世界得彰表。”

总而言之，《孟孝琚碑》出土后的晚清民国时期，学界较多关注于其年 * 证问题；涉及书艺书风，则停留于宏观描述，未暇细致展开。